此所谓农民文学，从理论上说，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农民写的文学，二是写农民的文学，三是写给农民看的文学。但写给农民看的文学，内容过于宽泛，难以具体界定，本文就把它排除在外了。农民写的文学，大都是写农民的文学，所以本文所指农民文学，跟过去所说农村题材文学意思相近。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
我国的农民文学，跟整个文学一样，在八十年代前半期，完成了对政治依附的脱离，以写作“寻根文学”为标志，回归到文学自身。这是从抗战文学以来我国文学的一个历史性大转变，其意义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1984年初，我在一次笔会上最早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分野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做了分析，后来整理成文，发表在1985年《批评家》创刊号上。从那时以来，我国的农民文学，同样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两股道上向前发展。两种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者们在形式上考虑过多，特别是在写什么上用力“开发”，大家争奇斗妍，竞出新招。于是你写这个地方的“原始状态”，他写那个地方的特殊风俗，有时竟不顾民族习俗或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影响了民族大团结。更有的是把大量笔墨浪费在性描写上，还美其名曰“展现人的本性”。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使人感到，我们的文学处在一种浅层次上，缺少让人耐看和读后反复咀嚼的力量，缺少生活特别是人性上的亮色。《白鹿原》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农民文学巨著，然而它也存在这些缺点。它写了一群受压抑的农民，而不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农民。辛亥革命以后，白嘉轩难过地说，“没有了皇帝，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固然表现了中国农民中的“皇权意识”是多么深重，但也使人感到它跟清末以来弥漫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人性的觉醒，距离是多么遥远。当然这主要是由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现实所决定，不能完全归结到作者的创作思想上。可是你又不能不想到，这跟作者过多地考虑写什么是联系在一起的。
笔者以为，过多地考虑写什么造成了我们文学中的“浅”，要由这个浅层次向深层次推进一步，就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应该表现什么上。是写什么还是表现什么，这不是描写重点问题，而是描写深度问题。鲁迅的小说，能成为经典之作，恰恰在于，它透过作者所写的诸种生活现象，深入到人性里，深入到国民性里，深入到民族的劣根性里，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抓住了本质特征。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鲁迅高度概括的结果，不是停留在生活现象上。华老栓手中的“药”，表层意思是要疗治华小栓的病，其深层意思，则是疗治中国人落后、麻木、迟迟不觉醒的痼疾。论家说，从鲁迅小说里可以对辛亥革命做出深刻的总结，这是极有见地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置于鲁迅创作思想核心的，是表现什么，不是写什么。鲁迅的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再看这多年我们常说的“高扬主旋律”。什么应是“主旋律”？按理说，“主旋律”应是表现什么，而不管描写什么。可是我们常常把“高扬主旋律”和描写改革开放当作一回事，好像只要写了改革开放，就必然“高扬”了“主旋律”，这是对“主旋律”的莫大误解。其结果，就是这些“高扬主旋律”之作，大都停留在浮皮潦草的生活现象上，缺少深度，让人读过即忘，既不能给人启迪，也缺少鼓舞人心的力量。所以从这方面说，我们的文学也必须迈过写什么的门槛，而多在表现什么上用功夫。
那么我们的文学特别是农民文学应该表现什么呢？这不应该是一个随意就能做出的答案，它乃是由我们的社会、由我们所处社会的现状和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所处的社会，中央文件说得很清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由封建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缺少了资本主义的一个环节，以至我们的市场发育还处在起步阶段，法制建设也几乎是从头开始。从文学的描写对象———人本身说，由封建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人们原来的意识、价值观念、习惯等等都是在封建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成的，距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尚远，很难适应。比如市场经济要求展开合理的竞争，要求人尽其才，可是许多人不是这样去做，而是千方百计造假贩假，让假货充斥。再如让人头痛的政治腐败和官场上的种种庸俗作风，其根源之一，也跟封建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们所形成的那些意识、风俗、习惯有关。归结到一点，是一个人性觉醒问题。我以为，我们文学目前所极需要表现的，正是人性的自觉。
就二十世纪中国农民文学说，有三个时期是表现人性的自觉的最好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五四”到抗战前。“五四运动”是人的思想大解放的一个时期，在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下，中国农民也逐渐觉醒起来，他们初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认识到他们苦难的根源，于是展开抗租、吃大户和争取婚姻自由的种种斗争。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所表现的，就是中国农民的初步觉醒。从四十年代的根据地文学到1956年前后是第二个时期，这也是中国农民文学最具有光彩的一个时期，而它的最伟大代表就是赵树理。赵树理写于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代表作到杂文、曲艺以至发表于《中国人》上的小小说、小论文，无不如此。《李有才板话》的主题，表现农民跟地主的斗争，只是表面现象，这部小说最值得注意的，还在于阎家山普通农民人性的觉醒和他们的民主意识的爆发。老槐树底的“小字辈”和大部分“老字辈”，不仅敢于跟地主斗，不仅公然站出来，要通过选举，从自己人中产生村政权管理人员，而且对老秦那样的贱骨头穷人表现出了最大的蔑视，这完全是他们高扬了人的自主性所取得的。《福贵》的主人公，原来活得不像人，解放以后，与其说他从经济上翻了身，不如说他从人性上翻了身，更为妥当。他在斗争王老万的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要王老万回答“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是他发出的人性解放的最强音。当时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赵树理在许多作品中做了热情的歌颂，跟《李有才板话》等篇中的描写相一致。正面表现根据地农民取得自由、幸福和人的尊严以后所呈现出来的自豪、愉快和欣欣向荣，构成赵树理四十年代作品的总主题、总色调。这一点，是同时代的人所难以企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应该是表现中国农民人性自觉的第三个时期，也是应该进一步表现中国农民人性自觉的一个更好的时期。但是，容我不客气地说，我们实际做到的，与客观现实所提供、所要求的，相差比较远，主要在于我们过多地在写什么上用了心思，而放松了对于表现什么的关心和思考。要改变我国农民文学目前普遍存在的浅而浮泛的现象，没有别的道路，只有深入到探究表现什么的层次上。
在我国文学中，那种你写了我读、我写了你读的“交换文学”占有很大的成分，比较起来，农民文学中的“交换文学”要少一些。这是农民文学的优势所在，也为农民文学走进一个深层次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广阔天地。我们应该珍惜这一点。认清不足，发挥优势，我们的农民文学必将出现一个新面貌。描写改革的文学与所表现的崭新人性结合起来，才是真正“高扬主旋律”之作。
